第3章 东林党的由来_重回明朝当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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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东林党的由来

  重生后的崇祯对于明末的党争和乱局,早已经厌烦,但想要改革却不能一蹴而就。

  那个叫什么东林党,就是那个吃饱了饭没事做的顾宪成搞出来的东林党,就让崇祯很腚疼!

  有那么一天,顾宪成等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于是开始商量着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修也就修了,这没啥!

  要说顾宪成这个人,好歹也是一个进士,做过过京官,做过户部主事。

  到了万历十五年,顾宪成上疏申辩,词语中触怒了当权者,于是得罪了不少人。

  俗话说的好,伸手不打笑脸人,得罪人的事不要干!

  得罪人也就罢了,恰巧的是皇帝也不喜欢他,于是便下旨责备他,贬他官,后又被提为处州推官,后又入阁。

  入阁后的顾宪成又开始吃饱了饭没事干,或许是因为这个人人缘不好的缘故,顾宪成所提名的人都被明神宗所厌恶,于是又惹怒了神宗,倒霉蛋顾宪成被削去官籍,革职滚蛋回家。

  顾宪成回到家乡以后,心灰意冷,也没有人来看他,怎么办?刷一波存在感吧!

  让我的小宇宙爆发吧!

  于是顾宪成同弟弟顾允成倡议一起维修东林书院,两个人一拍板,觉得这个事可以干,于是说干就干!

  兄弟俩找了一些人共同在此讲学,有了这样一个地方,顾宪成的大嘴巴终于又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了,这可把他给高兴坏了!

  万历三十二年农历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发起东林大会,这还没完,要搞就要搞得正规,于是还制定了《东林会约》。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两次,每月小会至少一次,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光明正大的搞事情!

  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于是乎这些失意的人都觉得找到了可以互相理解和同情的人,于是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

  仅仅在被罢官四年之后,顾宪成又成为了一个焦点人物,由于许多东林党派官员上疏推荐重新起用顾宪成,于是朝廷封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

  但是这个时候顾宪成没有接受任命,想让我顾宪成回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做我的幕后大哥吧!于是顾宪成继续留在家乡从事讲学议政。

  这个时候,顾宪成早就进入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哪里还愿意回去做官。

  因为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所以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许多失意的人找到了共同的话题,找到了属于他们的人生方向。

  许多人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因为人数太多,使得东林书院的学舍都住不下。

  还有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和“发泄口”,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反对他们的人称他们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期间长达半个世纪。

  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东林党人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只是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1.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

  哈哈!改变宦官专权?宦官专权是你东林党想改就改的?你当司礼监是一座庙?你想拆就拆?就算司礼监能够容忍,祖制能够容忍?政事归于六部?这是要把内阁当摆设?公论付之言官?然后让你们口无遮拦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为了榨取更多钱财,明神宗派了一批宦官到各地去收税,这种宦官就叫做“税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这是在指名道姓的骂皇上)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这是熊掌和鱼都想要)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文人的幼稚想法)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生活在梦里)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不让皇上去收税,银子怎么来?)这些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可笑而又荒唐的想法让东林党四面树敌。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

  你东林党能有自己的主张,我们也不是白吃饭不干活的人,我们也有自己的主张。

  它们是:

  山东人的齐党。

  湖北人的楚党。

  安徽宣城人的宣党。

  江苏昆山人的昆党。

  其中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最大。

  浙党首领是沈一贯、方从哲。这两位都曾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官员。

  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

  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又陷入了午休无止的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京察”是明代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洪武时规定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弘治年间规定六年举行一次。

  京察与大计制度的存在,本身目的在于奖优惩劣,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为帝国统治做出贡献。然而正因为涉及了官员的奖惩,结果造成徇私舞弊等结党现象十分明显,在发展的后期已经很难真正实现应有的作用。“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万历三十三年的京察,是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他在京察中提出要处分的人,这其中有几个是首辅沈一贯的党羽。

  后沈一贯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处分,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不过,东林党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欺上瞒下,沈一贯也被迫谢病不出,于次年退休。

  万历三十九年京察时,东林党人、大学士叶向高主持朝政,这一次,齐、楚、浙、宣、昆等党一些人物被罢了官。但在南京则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原来明朝明成祖在永乐十九年从南京迁都北京以后,仍在南京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

  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齐、楚、浙党方面的官员,他们排斥了所有支持东林党领袖李三才的东林党一派的人。

  万历四十五年京察时,方从哲秉政,齐、楚、浙等党多居要职,于是又排斥了东林党人。

  万历一朝,东林党人大部分时间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东林党人在支持熹宗继位后,才受到重用。

  熹宗天启三年,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是首辅,赵南星则以左都御史身分参与主持京察,他痛斥齐党亓诗教、楚党官应震等人,坚决罢了他们的官。

  崇祯也是一个头两个大,有些无从下手,毕竟还是要用可用之人,用可利用之人。

  在重生后的崇祯眼里,无论是东林党人,还是齐、楚、浙、宣、昆等党人,又或者是阉党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崇祯想的只是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巧妙的借力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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